毛泽东为什么说潘汉年“不知轻重、不可信用”?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

  文 | 秦福铨

  本文收入《博古和他的时代:秦邦宪(博古)研究论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博古和潘汉年的友谊

  博古认识潘汉年是在1925年的春天。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震动全国,震惊世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各地纷纷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锡社在无锡筹划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博古是江苏省无锡锡社的负责人,正全力投入追悼会的筹备工作。这时博古已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按照党的指示,要把追悼活动办成一次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因此在人手上很紧缺。

  就在这个时候,3月中旬的一天,潘汉年来到会场,找到博古,自荐参加筹备工作。经过交谈,博古得知他在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已经学了半年了。春节前回宜兴老家,在母亲的主持下,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与一个许姓女子结了婚,婚后又匆忙赶来无锡继续学习。

  经过几天接触,博古觉得潘汉年很有能力,处事机灵,写东西快捷通顺,办事利落,就请他负责宣传,并兼顾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

  3月下旬,博古投身革命的启蒙老师、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来无锡参加孙中山追悼大会。博古介绍潘汉年与恽代英相见,恽代英了解了潘汉年的情况后,建议潘汉年去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需要有志青年投身革命的上海工作。博古因为尚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还没有毕业,追悼活动结束后,即将去苏州继续上学,所以不能和潘汉年同去上海。3月底,两人惜别后,潘汉年即赴上海,4月底进入中华书局当校对。

  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在《劳动报》任编辑。1930年10月,潘汉年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和在中宣部任党刊《真理》编辑的王稼祥住在一起。1930年10月下旬,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挚友沈泽民也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央宣传部任新闻宣传主管,是潘汉年的领导。由于大家都在搞报刊宣传工作,不久博古和潘汉年又重逢了。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是李立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王明有一天对博古说,他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潘汉年。于是,1931年1月底,潘汉年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1931年是当时处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一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叛徒出卖,2月7日英勇牺牲。4月27日,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返回上海时,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知道党的机密极多,清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所以顾的叛变,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才避免了对党的机构的严重破坏。

  可是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外宿时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在24日就叛变了,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亏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了,但敌人在全市大搜捕,使周恩来难以长期在上海继续存身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决定重新加强特科的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因为在1925年无锡筹备开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和进行追悼活动中,博古已经亲眼看见了他负责保卫工作的过人能力。于是在1931年7月上旬的一天,博古找潘汉年,谈了中央的想法,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博古和王明约定潘汉年为联络员

  进入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中央机关已经暴露的人员开始分批转移,前往中央苏区。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了三项安排来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

  第一项是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共六人组成。并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随后报共产国际,10月10日获得共产国际批准。这项安排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六个人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中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在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观点一致的战友。尤其是博古在同李立三路线斗争中,和王明联手,共过患难。因此这个班子是王明完全信得过的班子。它排除了“三朝元老”“不倒翁”周恩来,这也是王明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个临时班子不设总书记,只有常委和总负责人,因此王明给自己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

  第二项是王明给博古单独交待了三条“切记”。第一条“切记”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坚持下去。实在难以坚持,就迁往闽赣苏区,但必须先派人报告共产国际,再迁出上海。同时必须牢牢掌握住中央苏区,把这块根据地建成中央的根据地。第二条“切记”是:尽量不要召开“五中全会”,不要改变四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要强调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并批准的会议结果,必须尊重。情况发展到实在非开“五中全会”不可时,也应提前向共产国际报告召开的理由,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再开。第三条“切记”是:从1932年1月1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由于当时白区国民党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信函文件,只能靠脑子记,用口述传达,所以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第三项是要发动群众起来同国民党军警特务斗争,要紧紧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保护临时政治局在上海的安全,使临时政治局能在上海扎根。为此王明成立了“江苏省委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调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擅长于做群众工作的帅孟奇(女)任“破反会”书记。这样内线有陈云、潘汉年的中央特科,外线有帅孟奇的“破反委”,负责临时政治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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